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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sc3775威尼斯城官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文章作者:威尼斯官方网站登录 上传时间:2019-04-26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我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结合进行、同时并举的。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前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这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毛泽东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开始向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转移。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他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③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历时四十一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一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汇报从重工业部门开始。

  二月十四日,这是第一天,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这和行政措施不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vnsc3775威尼斯城官网 ,  二月十五日,听了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二月十七日,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最后他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⑥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汇报结束后,薄一波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薄一波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二月二十五日,听重工业部汇报。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二月二十九日,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

  重工业部门的汇报完了。三月一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三月二日,听地方工业部汇报。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作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从地方工业部的汇报中,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轻工业部门的汇报,这一天结束了。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三月六日、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一九五三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

  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⑦

  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听取农业林业水利部门的汇报,包括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用了三十五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四月十二日到十七日,毛泽东又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四月十八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二十四日结束,共六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三十四个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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